7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上海市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的通知证券配资的条件，从激发软信业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支持人工智能赋能软信业提质升级、完善软信业新动能培育的支持政策、切实推动软信业企业降本减负四个方面介绍了对相关产业的扶持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若干措施》的第九条“推动数字内容产业在沪集聚发展”中表示：“适时开展外资游戏企业在沪研发的游戏产品视同国产游戏的政策试点。”
对于上海而言，在与国内其他城市的游戏产业竞争中，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是其显著标签，如何将该特征进一步转化为对头部厂商、资金、人才的吸引力，则是上海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次计划对外资游戏的试点，也是其尝试吸引国外厂商在沪设立研发团队的方向之一。
就当前外资厂商在中国游戏市场的实际需求来看，在华研发产品被视同国产游戏的首要利好，是增加获得版号的概率——2024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共下发1416个游戏版号，其中国产游戏版号1306款，远多于进口游戏版号的110款——单从数量角度，获得国产版号的机会要显著大于进口版号。
但也有业内人士在与记者交流时指出，游戏产品在中国上线除了需要获得版号外，还需要进行APP备案；此外，在华组建研发团队也需要面临人才、知识产权管理等问题，因此上海想要进一步降低外企在沪建立研发团队并产出游戏的门槛，依然需要多重政策间的配合。
亟待“变现”的上海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高地，上海一直是海外游戏企业涉水中国市场时，优先选择的落脚点之一，育碧、EA、暴雪等多家知名厂商均在此建立中国总部。
不过因运营资质、版号申请等条件限制，此前各大游戏公司在华团队的工作，基本以协助国内代理商进行游戏发行、IP授权、中文版平台商城运营等为主，较少直接成立研发团队制作游戏。
另一方面，即便是选择与国内头部厂商进行合作研发或IP授权研发，大部分厂商也会选择已有代理合作基础的老牌头部企业，例如暴雪与网易合作研发《暗黑破坏神：不朽》、动视与腾讯合作研发《使命召唤手游》、SEGA与完美世界合作研发《女神异闻录：夜幕魅影》等。
这就让上海在与其他大力发展游戏产业城市的竞争中处于一种略显鸡肋的境地：虽然坐拥诸多海外企业总部，但其大部分是发行、授权等部门，在缺少研发这一产业链条核心环节的情况下，产业体量存在上限。换言之，如何将这些外企总部“变现”为更大的在沪投资、更强的产业生态带动力，是其迫切需求。
而在对外合作中，上海的老牌游戏企业如世纪华通、巨人网络等虽然也是上市龙头，但整体规模和对外合作经验显然较腾讯、网易仍有差距；而二次元厂商米哈游、叠纸、鹰角等则主要围绕自有IP进行开发，除了偶发性的联动活动，也几乎没有与外企进行合作开发的案例。
因此，如果上海希望进一步吸引海外游戏厂商以本市为产业载体、加码中国市场，就需要向后者给出一条比与大厂合作研发更具吸引力的路径——将外资在沪研发的产品视同国产游戏，降低其获得版号与在国内运营的难度，且不用与中国合作伙伴分成，无疑是一个颇为诱人的选择。
“对很多海外大厂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他们很想进入又没有完全进入的市场。”一位头部海外游戏厂商上海资深员工在与记者交流时表示。
一方面，对于单机游戏占比颇重的海外厂商，中国单机市场在《黑神话：悟空》一鸣惊人后有望加速成熟，虽然国内玩家也有部分渠道可以获取海外的单机产品，但无法取得版号进行公开发行，极大限制了其市场营销手段，更难以对新单机玩家积累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其在竞逐单机这块新蛋糕时有所落后。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目前中国游戏产业的强项在手游，而此前海外厂商大多选择与国内企业合作对旗下IP进行手游化改编，除了要向中国合作商分成外，跨国协同也面临诸多不便，如果能够直接在中国设立研发团队，既可以利用中国手游产业现有的人才、经验优势，也能降低沟通成本，提升协同效率。
前述上海游戏外企员工表示，无论是有意或无心，上海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推出该项试点政策：当前许多国外企业都在裁撤人员或项目，其背后是公司经营降本增效的迫切压力，而在中国进行研发相对成本更低，且很多海外游戏公司中国籍、华裔员工占比很高，这就给了厂商们一个新选择：在上海组建团队进行研发工作。
“目前对外资游戏厂商吸引力最大的中国城市包括上海、深圳、北京、成都等，即便此后其他城市也推出类似政策，上海作为现有很多外企中国总部所在地和率先开启试点的城市，也有望获得最大的产业红利。”他进一步表示。
会更容易获得版号吗
对于海外游戏厂商而言，能否凭借“被视同国产游戏”的身份取得国产游戏版号，无疑是《若干措施》发布后其最为关注的话题。
2024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共下发1416个游戏版号，其中国产游戏版号1306款，远多于进口游戏版号的110款；综合近年来的版号发布数据，进口游戏版号数量与国产游戏版号数量的比例在1:10~1:12左右。
“虽然申请国产版号的厂商和产品通常也更多，但是综合各方因素，获得国产版号的机会还是比获得进口版号大得多。”另一位上海游戏行业从业者向记者表示，此前一些韩企、美企也曾尝试通过在华设立的经营主体走国产版号申请渠道，但大多因为并未在国内进行研发而未获通过。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外资在沪研发的产品能够被视作国产游戏，研发团队所在地也不是申请国产或进口版号的唯一考量。
北京元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磊在接受南方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送审的时间节点也是决定版号申请渠道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一款游戏在国内送审时已在海外上线，即便其研发团队都在国内，也需要申请进口版号，这也是历年进口版号名单中，有很多国内大厂“回流”游戏的原因之一。
此外，一款游戏在国内上线，除了需要获得版号外，其运营商还需要具备ICP许可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并在网信部门进行APP备案，这也需要外企取得相关的资质证明。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从游戏企业管理模式来看，其在本土总部外设立研发团队，存在单独负责某一项目，或在一个大项目下负责一部分开发任务两种情况。
对于后者而言，就会牵涉知识产权管理的问题。孙磊指出，当前很多海外游戏公司是要进行知识产权集中管理的，而在当前中国的版号体系下，又要求企业先作为著作权主体在国内报审才能申请国产游戏版号，这可能就会导致团队分散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体系的冲突和混乱。
因此，要观察《若干措施》对外资游戏企业在华运营的实际影响，需要等待其后续措施以及如何与现有管理体系相结合。
“我们也很关注证券配资的条件，如果在上海研发的产品被视同国产游戏，是否也能享有上海一些产业扶持政策。”前述上海游戏外企员工表示，目前上海率先走出了第一步，产业也对试点方式和试点成果保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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